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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港片北上16年
                2019-05-29 07:45

                港片北上16年

                來源 | 叉燒往事(ID:chashaows)

                作者 | 叉少


                1


                1997年,亞洲金融危機席卷東南亞。硝煙過后,香港沒有倒下,但樓市和股市進入數年的恢復期。香港電影也在那一年迎來轉折,港片票房首次低于外片,外資紛紛撤走,演藝圈精英遠走他鄉。


                徐克遠赴好萊塢,拍了一部動作喜劇片《雙重火力》,主演是動作明星尚格·云頓和籃球明星羅德曼。


                這部電影除了票房撲街,也讓玩票的羅德曼收獲了三座金酸莓:最爛新人、最爛男配、最爛銀幕組合。



                對于徐克的首部好萊塢電影,美國影評人是這么說的:“徐克不僅僅是一位動作導演,也是國際電影界偉大的幻想家之一,在中國的《蝶變》和《黃飛鴻》贏得了許多贊譽——但《雙重火力》只是個垃圾。”


                與此同時,在香港呼風喚雨的周潤發也體會到了美國的苦澀。他作為男主角出演了動作片《替身殺手》,這部投資三千萬美元的電影,最終票房只有一千九百萬。


                《華盛頓郵報》評價道:“除了是周潤發的好萊塢處女作之外,我對于這部電影沒有半點兒想說的。”


                《替身殺手》中的周潤發


                當時剛與“黃飛鴻”分手的李連杰出演了《致命武器4》,扮演片中的大反派華星。扎實新穎的武打動作,總算吸引到了美國觀眾的注意。然而,在片酬方面,好萊塢近乎“敲詐”了李連杰。


                 真是龍游淺水遭蝦戲,虎落平陽被犬欺。


                本土遇冷,外鄉受挫,香港電影人對回歸后的前路感到迷茫。為了穩定人心,香港導演工會會長吳思遠率團進京,拜會相關部門,心里想要的就是一顆定心丸。


                在座談會上,吳思遠把自己的擔心講了出來,比如內地電影審查制度會不會限制香港電影。


                他得到的回復是一切照舊。


                有人干脆直接問:“那香港還能不能拍三級片?”


                領導回答道:“不光三級片可以拍,四級片也可以拍嘛!”


                這句幽默的回答讓所有人都笑了,但是香港電影的衰敗,終究不是三級片可以拯救的。


                六年之后,當香港電影距離萬劫不復只差一步時,當年發問的人才明白,香港電影的定心丸究竟是什么。


                2


                2002年,張藝謀的武俠大片《英雄》上映,狂攬2.5億人民幣票房,成為首部票房過億的中國電影。兩年后,《英雄》在美國上映,最終以1.77億美元的全球票房震撼了兩岸三地的電影人。

                 

                《英雄》片場,張藝謀給張曼玉講戲


                就在《英雄》上映前三個月,香港電影業迎來了最黑暗的一天。


                2002年9月16日,全香港電影院的票房收入創下10年新低:140家電影院收入總額僅51.6萬港幣,平均每家影院只有三千多塊,每場電影平均只有區區13個觀眾。


                到了2003年,香港電影的從業人員已經從巔峰期的2萬人減少到不足5000人,產量從1993年的242部下降到只有幾十部。電影院都被美國大片占領,本土電影連貼張海報都要看美國片商的臉色。


                導演朱延平說,當時他跟一個熟識的影院老板求情,想給自己的電影貼張海報。老板很為難,雖然《哈利·波特》可以貼八張,《指環王》可以貼七張,但是給本土電影貼,美國片商能叫他的影院關門。


                最后,朱延平的兩張海報貼到了電梯間的地上。如果地上有錢撿,估計能被看到。


                這時,《英雄》的熱映讓香港電影人達成了一致看法:要么北上,要么等死。


                說起到內地拍電影,香港人并不陌生。


                1982年,香港導演張鑫炎就帶隊北上,拍攝了火遍大江南北的《少林寺》。1983年,香港名導李翰祥也在內地拍攝了《火燒圓明園》和《垂簾聽政》。


                《垂簾聽政》中的梁家輝


                合拍片讓香港電影人實現了到祖國大山大海拍攝的愿望,也讓內地電影人有機會接觸到高度熟練的電影工業。


                那時候,內地和香港的電影制作差距是巨大的。


                1979年,闊別故鄉二十多年的吳思遠回到大陸,參觀了北京、上海的制片廠和電影院。當時內地的電影制作和放映條件都很落后,吳思遠的幾個朋友都跟他說,自己已經十幾年沒進過電影院了。


                到北京電影制片廠參觀時,廠里正在拍攝《小花》。吳思遠問:“你們一天拍幾個鏡頭?”


                “我們一天拍四五個鏡頭,那你們呢?”


                吳思遠回答說他們一天拍五六十個鏡頭,把北影廠的人嚇了一大跳。


                而兩地演員在工資待遇上的天差地別,也結結實實沖擊了一把內地電影人。


                拍《少林寺》時,李連杰的工資是一天一元。到第三部《南北少林》時,漲到一天三元。可同組的香港演員每個月能賺15萬,哪怕是扮演死尸的每天都有50元,而且吃的都是廣東菜。


                相比之下,內地演員從工資到伙食都差到讓人心寒。


                李連杰


                李連杰急了。他每日從白天打到黑夜才掙三塊,還吃的是“豬食”,而那幫香港的群眾演員只要站在他后面比劃兩下,就輕輕松松賺五十,還有天理嗎?!


                李連杰找到導演,說給我50塊,我也要演死尸。


                導演一看,已經演到一半了,李連杰又是主演,只能同意。于是,李連杰每天演完主角的戲,還要躺在地上拍幾場死尸的戲,拿兩份工資。


                每天三元的工資讓李連杰沖冠一怒,區別對待的落差也讓劉曉慶委屈大哭。


                80年代,劉曉慶已經是國內影壇當紅的一姐,《芙蓉鎮》《小花》《瞧這一家子》讓她紅得發紫,到哪兒拍戲都有群眾圍觀。


                但是,拍《火燒圓明園》時,劉曉慶的待遇跟初出茅廬的梁家輝比起來,簡直是低到塵埃。


                劉曉慶在《火燒圓明園》片場


                梁家輝有單獨的房間休息,劉曉慶只能睡在攝制組房間的地上。開飯時,內地演員每人發一個塑料袋,里面是兩個饅頭、一根粉腸、一個黑咸菜疙瘩,港臺演員則配備餐車,雞鴨魚肉、青菜米飯,什么都有。


                劉曉慶是重慶人,吃不慣饅頭,餓得發昏的她只能偷偷去撕梁家輝的飯票。


                有一天,劉曉慶在片場大哭起來,要吃米飯和肉,制片主任趕緊過來安撫,她才終于享受到同等待遇。可是,劉曉慶想讓內地工作人員都有肉吃的要求,沒有被批準。


                給一個人吃肉容易,讓所有人都有肉吃,就只能靠市場了。


                二十年后,內地電影市場爆發,連群眾演員也不愁沒有肉吃。


                這時候,為吃啥而擔心的主角變成了香港。


                3


                2003年3月,香港爆發SARS疫情,幾乎沒人出門看電影,香港電影跌到谷底。為了提振特區經濟,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簽訂了《內地與港澳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(CEPA)》。


                借著和特首董建華吃飯的機會,吳思遠建議,能不能把電影也放到CEPA里。董建華眉頭一皺,說這可不容易,他只能盡力而為。


                半個月后,吳思遠接到了董建華的電話。“搞定了,CEPA里有電影”。


                人在上海的吳思遠欣喜若狂,馬上飛回香港開記者會,還叫上時任香港演藝人協會會長的梅艷芳,一起向香港社會公布這個消息。


                CEPA簽訂


                2003年6月,CEPA正式生效。從那個時候起,香港電影不再被列入進口片限額,只要劇情和內地有關,通過審批后就能和內地電影一樣在全國院線上映。同時,合拍片的港方主創人員數量不再受限,但要保證主要演員里,來自內地的占到三分之一。


                香港電影的“北上”之路就此開啟。


                先回來的,是年少成名的導演陳可辛。


                1996年,34歲的陳可辛拍出了獨攬九座香港金像獎的《甜蜜蜜》,一時風頭無兩。隨后,陳可辛選擇去好萊塢發展,在美國拍了一部叫《情書》的電影,反響寥寥,連批評的聲音都聽不到。


                2004年,陳可辛來到北京,成立自己的工作室。年底,《如果·愛》開拍。此時的陳可辛像個小學生一樣,除了導演的活兒,其他一概不管,悶頭學習在內地拍電影的規則。


                《如果·愛》上映后,在內地拿下3000萬票房,奪得六項香港電影金像獎,陳可辛也獲得了繼續在內地執導商業大片的機會。


                這部大片就是《投名狀》。


                《投名狀》改變了陳導的北上之路。這部電影讓他明白一個道理:在內地拍電影,電影不是最重要的,看電影的人才是。


                2007年12月,李連杰、劉德華、金城武主演,投資三個億的《投名狀》在內地上映。


                《投名狀》


                為了這部自己導演生涯投資最高的電影,陳可辛可謂耗盡心力,光是說服金城武進組就花了兩個月。劉德華也因為拍攝期間保護不夠,被真鐵鏈把一根手指夾到骨裂,氣得要投訴導演。


                最讓陳可辛犯難的是武打。從沒拍過武打場面的他,要指揮資深武指程小東。陳可辛想要寫實的武打場面,要求程小東不吊威亞也不要花哨的動作,可是程小東的外號就是“威亞王”,成名作就是演員滿天飛的《新龍門客棧》。


                外行指導內行的結果就是,一場劫軍糧的戲本來預計七天完成,硬是拍了一個月。不僅程小東幾乎崩潰,沮喪的陳可辛也差點向投資人請辭。


                就在這個緊要關頭,劇組里唯一一個懂武術的演員李連杰進組了,總算能把陳可辛的要求翻譯成“人話”傳給程小東,再加上他和程是二十多年的哥們兒,實在說不服對方就關起門“打一架”。


                在不斷“壓榨”演員、武指和攝影之后,一部場面震撼的《投名狀》終于完成。上映不到七天,就取得了1.8億的票房。發行方告訴陳可辛,3個億穩了。


                劇組的每個人都很興奮,就等著開慶功宴。


                沒想到,就在這個時候上映了一部電影,直接讓《投名狀》的票房“暫停”。


                這部電影就是馮小剛的《集結號》。


                當初定檔期的時候,陳可辛壓根沒把《集結號》當成對手。


                “一部拍解放軍的電影,老百姓怎么會認呢?而且還沒明星,從頭到尾都臟兮兮。” 他判斷《集結號》的票房最多一個億到頭。



                最終,《集結號》以2.6億位列當年的票房亞軍。第一是美國大片《變形金剛》。


                《集結號》上映后,《投名狀》的票房突然被釘在1.8億上不動了。陳可辛有十天時間沒有接到票房上的任何消息,等得實在沒轍了,他跑去問韓三平。


                “韓總,你告訴我會不會過兩億?我只要求過兩億。”最后,《投名狀》的票房剛好過2億,雖然位列年度第三,還是以賠錢告終。


                塵埃落定后,陳可辛親自去看了《集結號》。他覺得確實好看,影片后半部分簡直就是張藝謀的《秋菊打官司》。陳可辛說他如果早知道《集結號》是這樣的,絕對會選擇排在它后面上映,而不會被“搶得后路都沒有了”。


                有一段時間,陳可辛始終想不通,為什么一個民營公司的電影也能這么強勢,后來他終于開悟:一部好看的主旋律電影,可以得到的支持是巨大的。


                4


                2013年,CEPA簽訂十周年,北上十年的香港電影完成了從生存到適應的考驗。


                這一年的金雞獎頒獎典禮上,陳可辛的《中國合伙人》勇奪最佳故事片、最佳導演和最佳男主角三項大獎,他也成為第一個來自香港的金雞獎最佳導演。


                《中國合伙人》豪取5.5億票房,陳可辛說自己干了這么多年電影,這是唯一一次踩中市場。當年讓他一舉成名的《甜蜜蜜》,雖然獲得了專業人士的認可,但票房只有一千多萬。


                《合伙人》上映一年后,緊隨陳可辛北上冒險的徐克,也終于在試水多年之后,以一部8億多票房的《智取威虎山》捧得金雞,宣告自己寶刀未老的同時,也續訂了主打奇幻武俠的《狄仁杰》系列。

                 

                《智取威虎山》 


                陳導和徐導用自己的經歷告訴后來的老鄉,在內地拍戲,有兩點最為重要:做好自己擅長的,只能帶來口碑,做好自己不擅長的,才能帶來票房。當你既有口碑又有票房的時候,才算是活了下來。


                這一點,一位后來的北漂導演最有體會。


                他就是創造了香港導演內地票房紀錄的林超賢。


                六零后的林超賢在香港電影的黃金時代入行,師從《逃學威龍》《武狀元蘇乞兒》的導演陳嘉上。他從學徒做起一直兢兢業業,終于干到自己當導演的一天。


                可惜輪到自己喊“cut”的時候,香港電影已經江河日下了。


                2000年,林超賢拍《江湖告急》時,全香港只有兩部電影開工。他這部戲預算只有四百萬,還不到90年代成龍片酬的五分之一,靠著幾位主演自降片酬才勉強開機。



                就是在這么困難的條件下,《江湖告急》獲得了香港金像獎最佳影片、最佳男主等四項提名。憑借一部部小成本積累的口碑,林超賢的導演功力逐漸被圈內認可。


                他需要的就是一個機會。


                當機會遙不可及時,忘掉它做好眼前的事,才是最有野心的態度。


                《證人》《線人》《逆戰》《激戰》,林超賢的電影成了最佳男主的得獎專業戶,總是在二三流徘徊的謝霆鋒、張家輝都實現了演藝生涯的突破。


                成就他人的同時,林超賢也遇到了自己的貴人——博納影業的老板于冬。


                投資《激戰》的時候,于冬沒有給林超賢任何限制,讓他“放開了玩”。確定影片方向后,一個電話都沒有給林打過。


                《激戰》


                于冬“賭”對了,《激戰》為博納帶來過億的票房。


                2013年,于冬帶著一個新項目找到林超賢。這個故事的真實原型是“10·5中國船員金三角遇害事件”,如果開拍,將是國內第一部直接與公安部合作的電影。


                林超賢很猶豫。自己雖然拍過很多警匪片,但從沒涉及過公安題材,況且還是包括四個國家的真實案件。


                最讓他心里沒底的是,自己在創作上從不妥協,只要投資方對劇本和演員提自己的要求,他就敢撂挑子不干。


                這回如果和官方合作,他還能堅持自己的意見嗎?


                考慮再三,林超賢還是接下片約,并且在公安部門的協助下,赴金三角地區考察,和專案組成員座談。


                這些經歷讓他大開眼界。林超賢覺得,自己聽到的這些故事,在香港拍出來觀眾也不會信,因為實在太過震撼,如果真能拍出來,警匪片這個類型都會有突破。


                但是,讓林超賢沒想到的是,從調研到開拍,中間還隔著各種大大小小的會議,只有所有人都點頭,這個戲才能開拍。


                每回一開會,來的專家就挨個對劇本提修改意見。故事精彩,但是暴露偵查手段的不能拍。突出主題,但是渲染犯罪細節的也不能拍。


                在改了二十多版劇本之后,林超賢受不了了。


                如果都按專家的意見改,電影拍出來絕對難看,藝術是需要獨斷的。


                林超賢在《湄公河行動》片場


                林超賢想要退出,他對于冬說:“于老板,你不要搞我啦,這個戲我真的做不了。”


                這個時候,監制黃建新站出來,用自己的經歷勸住了林超賢。


                “幾十條意見就把你嚇住了?當年我拍《黑炮事件》的時候,幾百條批評意見我都扛下來了,別往心里去就完了。”


                黃建新的話緩解了林超賢的焦慮。他決定先不管修改意見,按自己的感覺拍,如果不行大不了不署名。同時,于冬也找到公安部的領導溝通,雙方確定了“先開拍不行再補拍”的方案。


                有時候,你如果不敢堅持自己的意見,別人就會認為你是錯的。


                《湄公河行動》試映時,評價不錯,林超賢說公安部門的領導很高興,因為他們從沒想過,出來的片子會是這個效果。


                2016年,這部籌備三年的電影終于上映。在不被看好的情況下突破青春片的“包圍圈”,一舉斬獲11.84億票房。


                一年后,林超賢帶領團隊遠赴北非,用101天時間和導演生涯最高的5個億投資,完成了兩小時從頭打到尾的主旋律動作片《紅海行動》。


                為了對得起5個億的投資,林超賢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,所有鏡頭全部親力親為,他自己能做到的才會讓演員去做。


                主演張譯說,他第一次在沙漠看見龍卷風很興奮,正看著呢突然視野里的一輛車翻了,林超賢當時就在那輛車里取景。


                工作人員都傻了,趕緊跑過去把車翻過來,從里面拉出了滿頭鮮血的林超賢。林說的第一句話竟然是:“來,我們繼續。”


                《紅海行動》全片幾乎沒有安排文戲,軍艦、坦克、無人機,凡是能“聽響”的貴重道具都給觀眾拍了個遍。觀眾的回報也很直接,36億的票房、8.3分的豆瓣評分。


                《紅海行動》片場


                超高的票房把林超賢推上了神壇,他的名字已經和主旋律密不可分,只要他想接著拍“行動”系列,可以調動比《紅海》更多的資源。


                “成名”之前,林超賢最想拍的是《江湖告急》的續集。故事的大綱早已寫好,此前如果有人愿意投資,他甚至可以把那兩部“行動”暫時放下。


                也許,每一個北上的香港導演,心里都有一部《江湖告急》。


                就像我們每個人心里,那個近在咫尺又遙不可及的青春愿望。


                5


                選擇北上的人,要經受風雨兼程的顛簸,選擇留下的人,要忍受叫好不叫座的寂寞。


                在香港電影金像獎三十多年的歷史中,只有《女人四十》和《桃姐》兩部電影創造過大滿貫(最佳電影,導演,編劇和男、女主角)的“神跡”。它們的導演都是許鞍華。


                許鞍華電影的主角一直是香港這座城市的悲歡離合。


                當身邊的同輩后生紛紛北上時,許鞍華沒有走。有老板拿著大制作的劇本和銀行卡找到她時,也被婉言謝絕。一直和母親住廉價公寓、出門坐公交車的許鞍華平靜地說:“那不是我想拍的電影”。


                劉德華說,不想看到這么好的導演,如此辛苦地找錢拍電影。


                后來,堅持慢工出細活的許鞍華也接了兩部合拍片,《玉觀音》和《姨媽的后現代生活》。不出意外,票房撲街,兩部戲加起來只有一千多萬。


                看著慘淡的票房,許鞍華搖了搖頭,說自己不是徐克,沒法用想象來拍電影。轉身回到香港后,許鞍華像一條回到水塘的魚,拍了兩部充滿生活氣息,同時橫掃金像獎的電影:《天水圍的日與夜》和《桃姐》。


                《桃姐》里有這樣一個片段:扮演電影制片人的劉德華來北京開會,會上,他和徐克、洪金寶為了預算在內地老板面前吵了一架,大有要散伙的意思,信以為真的老板只好給項目加了錢。忽悠成功之后,吵架的三個人在北京吃了頓涮羊肉慶祝。



                扮演那個被忽悠的內地老板的人,就是《桃姐》的投資人于冬。


                叉少覺得,許鞍華想用這場戲告訴觀眾,我知道他們都在玩什么,我只是想拍自己想拍的電影。


                許鞍華跟記者說,不要再寫她生活得有多苦了,她不想訴苦。


                做自己喜歡做的事,就不會感到辛苦。


                6


                2013年,王家衛帶著籌備十年的《一代宗師》和觀眾見面。對于這位導演來說,無所謂北上不北上,因為沒有投資人和觀眾能為一部電影等十年。


                《一代宗師》里,北方的宗師宮羽田對葉問說,拳有南北,可是國有南北嗎?


                佛山的葉問回道,其實天下之大,又何止南北?勉強求全,等于固步自封。在你眼中,這塊餅是一個武林,對我來講,是一個世界。所謂“大成若缺”,有缺憾才能有進步。


                電影上映后,有人問王家衛,如何看待香港電影的去留,王導藏在墨鏡后的眼睛閃了一下。


                “從1949年開始,香港電影就已經是全世界華人的一種娛樂。香港電影從來都是依靠外面的市場,但同時又保持了自己的特色。如果香港電影本身是行的,又何止‘北傳’?”


                當年,南邊的人來到北邊,帶來了專業、技術和理念,也看到了未曾見過的壯美山河,這山河就是世界上最大的舞臺。他們在舞臺上演繹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感動、回憶和青春。


                拍《新龍門客棧》的時候,張曼玉、梁家輝、林青霞被敦煌黃沙遮天的沙漠震撼,回到香港后,身上不知哪里還會掉出沙子來。


                拍《大話西游》的時候,周星馳每天會騎車帶著朱茵,經過銀川的朔方路,往返于酒店和片場之間。劉鎮偉后來說,他們天真的樣子讓人很難忘。



                拍《如果·愛》的時候,周迅躺在安定門橋下結冰的護城河上,緊緊地抱著金城武,在零下二十度的北京,她有了不放開的理由。


                如今,香港電影人北上十六年后,兩地已經密不可分。


                就在上個月,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宣布了一個消息,中央相關部委對香港電影頒布了五項利好政策,其中最大的改變就是,合拍片里內地演員和內地元素的占比被取消了。


                這并不讓人感到意外,當內地導演的《我不是藥神》等接連刷新票房紀錄時,南北影人已經站在了同一條起跑線上。


                現在兩邊電影人能一起吃肉了,只是提供給我們的精神大餐好像越來越少。


                90年代末,當《泰坦尼克號》駛向亞洲的時候,東亞電影人都被美國大片制造的奇觀折服。我們期待有朝一日,也能在電影院看到自己國家導演的奇觀。


                從那之后,韓國電影奮起直追,在現實主義的路上越走越遠。日本電影不緊不慢,每隔幾年都有讓人驚嘆的作品,而中國的南北影人則歷經從陌生、競爭再到攜手的轉變,蒙起眼睛跑到了距離世界第一大電影市場一步之遙的地方。


                只是,電影品質和市場規模似乎不是那么正相關。


                前兩天,韓國導演奉俊昊憑借《寄生蟲》摘得金棕櫚獎,成為韓國電影史上獲此殊榮的第一人。去年獲獎的,是日本導演是枝裕和的《小偷家族》。


                而早在26年前,內地和香港電影人已經通力合作,讓《霸王別姬》折桂金棕櫚。


                陳凱歌與張國榮


                遺憾的是,迄今為止再未有突破。如今我們的起跑線,與同屬東亞的日韓相比,已經落后太多。


                說到底,無論是北拳南下,還是南拳北上,中國電影如果有勇氣突破自身的局限,又何至于在一片金棕櫚前唏噓不已。


                是時候停下來,好好看看我們曾經無比珍視的舞臺了。


                部分參考文獻:


                北京日報,《吳思遠:在內地影壇書寫“第一”》

                北京日報,《陳可辛:一個香港導演的適者生存哲學》

                南方人物周刊,《許鞍華的幸與不幸》

                新浪娛樂,《獨家對話陳可辛:再頓再悟再枯榮》

                南方周末,《要么北上要么等死》

                南方周末,《“中國公安的頭一次”,怎么被導演林超賢拍成商業片?》

                新快報,《王家衛解讀<宗師>:葉問不愛宮二 只愛功夫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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